校服變革浪潮：學校特色、安全品質與育人功能的協同提升

校服看似是一件簡單的服裝，實際映射著學校的美育文化、教育哲學，關系著學生的健康安全、審美自信，牽動著社會各方的關注。2015年國家原四部委發布《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小學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見》，被稱為“校服新政”，推動中國校服開啟了一場向善、向美的變革。

十年間，校服從單純的規范管理對象，逐步演變為承載美育功能的教育載體，見證著中國校園審美育人的回歸。十年間，校服的質量安全、審美育人、學校特色、民主決策始終是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和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議題，推動校服行業朝著市場化、品質化、品牌化的方向發展。

彰顯校園特色，打造“行走的美育教科書”

“校服作為校園文化的重要載體，對培養和引導孩子的審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。”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，全國人大代表、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楊朝明建議，校服應該具有與學校文化相適應的辨識度，同時融入一定的精神追求元素，成為穿在身上的“美育教科書”。

這一理念正在校園中生動實踐。2024年畢業季，石家莊二中“離別開出花”的合唱視頻里，學生身著簡潔得體的制式校服，展現出青春朝氣；無錫外國語學校“中式校服美翻了”沖上熱搜，盤扣、立領元素融入校服，讓傳統美學與校園氣質相得益彰。網友的贊嘆背后，是中國校園“審美育人”的悄然回歸。

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、北師大教授顧明遠在《學校文化是什么》中曾指出：“一條校訓、一枚校徽、一支校歌、一套校服往往反映了學校的精神風氣”。如北京四中、上海中學的校服，既沉淀著百年校史的厚重底蘊，又通過細節設計呼應著現代教育對個性的尊重，河南省實驗中學以航空班為靈感，天空藍與海洋青的配色傳遞“載志而航”的精神，領口的“飛機跑道”暗紋，將“向天空出發”的期許融入日常。南京漢開書院將繁體“開”字藝術化為園林花窗紋樣，讓“從大漢走來，向世界盛開”的辦學理念可觸可感。

正如2024年全國政協委員、山東畫院院長孔維克所建議，中小學應重視挖掘傳承校園文化，校服設計需注重美學元素，從顏色到款式都要有充分的辨識度，與校園環境等文化元素相契合。校服，是學校文化的顯性載體、“行走的美育教科書”，學生在每日穿著中理解校史，在認同中強化歸屬，最終讓校服成為“這一個”學校的文化載體，建構“這一群”學生的獨家記憶，真正發揮出其在美育、文化傳承等方面的多重教育功能。

深化家校共建，演繹“生動的民主實踐課”

校服采購常因涉及面廣、利益關聯復雜，面臨質量參差、流程不透明等挑戰。業內專家指出“根源在于決策主體錯位與過程不公開”。“校服新政”明確提出，學校應承擔校服選用的主體責任，組織家長、學生有效參與和民主決策，為破解難題指明了方向。

兩會代表委員的持續呼吁推動著這一進程。2018年，全國政協委員陳眾議建言創新家校互動形式，讓“家委會”融入校園事務管理。2022年，全國政協原委員、時任北京市教育系統關工委主任張雪強調，關注校服的品質和美感提升，關鍵在于讓學生和家長充分參與進來。2024年，楊朝明再次呼吁：“校服作為一種特殊的校園文化消費產品，需要家長與學校形成合力、共同決策。一方面，各地在制定校服管理政策時需尊重學校特定氣質文化需求，避免采用簡單的‘一刀切’政策。另一方面，校服采購既然是老百姓掏腰包，就要讓老百姓“用腳投票”，增加學校、家長甚至學生在校服采購中的參與度與話語權。”

上海的實踐為此提供了生動注腳。從2013年“毒校服”事件的沖擊，到近幾年產品合格率、服務滿意率接近100%，上海用十年家委會參與機制為校服行業提供了一份創新、亮眼的答卷。由學校承擔校服選購的主體職責，組織家長、學生代表及行業專家組成采購評議小組，邀請校服企業公開展示和推介，有條件的可以組織家長、學生代表進行企業考察。綜合評估企業資質實力、服務學校數量、社會輿論評價、產品功能、售后服務、校服價格，進行多方比較、投票表決、充分公示。讓校服選購成為一堂生動的全過程民主課，實現學校、家長、學生多方實質滿意。

嚴守質量底線，筑牢“學生安全防護墻”

“學生健康無小事，校服質量是底線。”這是社會各界的共識。2019年，民革中央《關于推動優質供給，杜絕劣質校服的提案》引發超3億網民關注和討論。《提案》建議：校服管理應重點破除限價及“地方保護”；深化質量管理，斬斷“劣質校服”流入校園的通道。

全國人大代表、陜西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宋亞平代表強調，不能讓中小學周邊的“假校服”游離于監管之外。鼓勵社會公眾積極舉報制售假校服等違法違規行為，重拳出擊遏止假冒偽劣校服的市場流通。

近期，江西、遼寧、黑龍江哈爾濱、廣東佛山等地推行“全市統一校服”政策，在便捷管理方面進行探索，卻也引發了不少家長對校服質量、安全隱患的擔憂。“甲醛、重金屬、pH值是否在安全范圍內？色牢度、耐用性是否合格？生產企業是否具備專項資質、通過質量管理認證？是否實行‘雙送檢’制度？”這些來自社交媒體平臺家長的質疑直指校服監管的核心，亟待教育行政部門和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的關注和答復。

超越商業邊界，企業當為“育人生態共建者”

“校服企業要有擔當，不能只把校服當作一門生意來做，把提升校服品質保衛孩子身心健康作為企業的使命來抓。”2017年，全國人大代表、湖南通道侗族自治縣禮雅小學校長蒙蘭鳳的建言，為校服企業指明了價值方向。

校服企業的價值，遠不止于布料的裁剪與縫制。若只盯著“來樣加工、買賣交易”的短期利益、單一維度，便是將這一特殊載體的教育價值束之高閣。應當鼓勵更多的校服企業，深度融入學校的育人生態：思考如何讓校服設計融入學校的教育哲學，如何以校服為載體尋求美善教育價值。

頭部企業的探索正在踐行這一理念：伊頓紀德通過“新生美的第一課”“裁損耗料創意手作課”釋放校服的美育價值；哈芙琳以校服文化展覽館為載體，開展環保實踐與游學體驗；新益校服則通過紡織品回收項目，傳遞校園“綠色責任”……他們靜處教育的一隅，以校園服飾為觸點，以“校園文化共建者”的身份定位，為學校教育生態優化建設貢獻力量、創造價值。這些探索實踐也證明，校服可以是文化資源、課程資源，與學校文化、校園生活產生更為生動的情感關聯和意義聯合。

從“統一規范”到“特色育人”，中國校服的十年變革，既是教育理念從“標準化管理”向“個性化育人”升級的生動注腳，也是社會各界協同共治、守護成長的實踐縮影。未來，當每一套校服都成為承載校史記憶的“文化符號”、培育審美自信的“教育載體”，它便真正超越了服飾的物理屬性，成為連接學校、家庭與社會的情感紐帶，真正發揮出在審美育人、文化傳承等方面的多重教育價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