管生不管養，校服誰都可以做，“仿冒”校服合法化？

在江西、哈爾濱、沈陽各省市推進 “一市一款”校服款式征集時，校服市場監管及質量安全的隱憂逐漸顯現。地方政府聚焦款式統一的“面子工程”，卻忽視生產準入、質量監管與仿冒治理等“里子問題”，“管生不管養”的模式催生仿冒校服泛濫，甚至使其在監管真空地帶悄然“合法化”。

一、深圳模式的前車之鑒：監管缺位下的仿冒溫床

深圳自2002年推行全市校服款式統一，政府入圍零售模式暴露出缺陷。中國服裝協會《2019中國校服產業白皮書》顯示，國內95%以上校服生產企業為小微企業，深圳尤為突出。政府招標選定21家供應商后疏于管控，大量無資質小廠商仿冒正規款式涌入市場。

2019年深圳校服抽檢不合格率 36.25%，2020年23.33%，2024年初檢 12.7%，纖維含量不符、pH 值超標等問題仍存。仿冒校服通過正規網點與不法廠商勾結、線上平臺利用監管漏洞銷售兩種途徑流入校園。因統一款式無獨特標識，消費者難辨真偽，仿冒品輕易進入學生衣櫥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深圳校服價格自2014年后長期固定，倒逼企業偷工減料。“價格鎖死 + 監管松弛”變相縱容劣質仿冒。2016年發改委通報深圳市教育局行政壟斷案，指出其招標構成固定價格協議，整改后仍未建立有效質量動態監管機制，仿冒品在統一款式掩護下持續流通。

二、江西“一市一款” 的隱憂：仿冒合法化風險加劇

江西、哈爾濱、沈陽等多省市“一市一款”改革未吸取深圳教訓，反而可能放大監管漏洞。市級教育部門主導款式選定與采購，卻未建全鏈條質量追溯體系，“定款式易、管質量難”的矛盾給仿冒品可乘之機。

江西校服生產以小微企業為主，企業為爭市場份額陷入低價競爭，常使用劣質面料、簡化工藝。監管部門面對特定款式激增的需求，難實現全方位監控。深圳經驗表明，單一款式需求集中時，仿冒品通過生產企業直接仿制、銷售網點混售真假產品蔓延，且監管部門取證困難。

地方保護主義或成仿冒品“保護傘”。部分地區為扶持本地企業，招標設排他性條款，卻放松對中標的本地企業質量監管。“重準入、輕監管”讓不合格產品披“正規”外衣流通，實質半合法化仿冒行為。《公平競爭審查條例》禁止濫用行政權力限制競爭，但“一市一款”中，外地優質企業被擋，本地企業劣質產品仍能銷售，形成“劣幣驅逐良幣”。

三、審美與安全雙重保障：筑牢校服質量防線

校服市場監管失效源于“重審批、輕監管”。深圳2024年引入質量追溯體系，但難覆蓋眾多供應商和渠道；江西“一市一款”需求集中化，將加劇監管難度。

采購流程不透明加劇困境。教育部2015年規定校服采購需有家長、學生代表且占比不低于 80%，但江西、沈陽多地“一市一款”由教育部門主導，家長與學生話語權被架空，群眾監督難落實。監管部門既當“運動員”又當“裁判員”，仿冒品查處易流于形式。

法律層面矛盾突出，統一款式可能構成《反壟斷法》禁止的“限定交易”，深圳模式已被認定行政壟斷，江西、沈陽“一市一款”或面臨類似問題。校服關乎學生健康，政府需從“款式統一”轉向“機制完善”，筑牢質量防線，讓仿冒校服失去“合法化”空間。